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赋予了太多的灵感，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他的目光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虽然日理万机，但他心中一直牵挂着黄河，牵挂着黄河两岸的人民，他曾说过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。不然，我是睡不好觉的。”

  1952年10月，第一次离京视察，在看到久违的黄河时，他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南方水多，北方水少，如有可能，借点水来也能的。”

  这是南水北调伟大设想的首次提出，同时也为半个世纪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奠定基调。

  水是生命之源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若是缺了水，便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。

  中国地域辽阔，北方和南方在气候、地貌等方面自然也就产生了差异，这也就使得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，产生了“南多北少”的尴尬局面。

  不仅如此，在中国人口分布上，华北平原等地居住着大量的人口，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北方的耗水量会更多。

  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最缺水的地方应该是干旱少雨的大西北地区，但其实不然，而是京津冀三地以及山西、河南等这些周边地区。

  就拿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来说，当年几乎干涸，直到后来实施生态补水才开始慢慢得以恢复。

  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时，北京便慢慢的出现了缺水的情况，后来随着人口激增，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早已不堪重负，北京也成了世界上缺水严重的特大城市。

  然而却敏锐地发现北方缺水严重这一问题，并且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，超前地提出了“南水北调”的伟大构想。

  这个“调水梦”半个世纪之后，竟然线年，新中国开始做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乘坐专列离开北京，到各地进行视察调研。

  1952年10月30日，的专车停在了兰坝支线上，他没有先去黄河，而是走到了附近的村子里。

  在专车上，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了的对面，他后来回忆，“

  ”“过去在冀鲁豫行署工作，1946年3月间调到黄委会工作。”笑着说道：“

  ”周围的人瞬间笑了起来，气氛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紧张，之后便又询问了很多关于治理黄河的问题。

  。”不一会儿，一行人便来到了大堤，沿着大堤向东坝头走去，河务局、修防段的同志们跟在他的身后。

  一边走，王化云一边向汇报了他对黄河进一步治理的规划和设想，为了弥补西北、华北水源不足的缺陷，他提出了“

  那一次，和王化云两人，就黄河的治理问题聊了很多，面对所担心的问题，王化云坦诚地一一作出了回答：“

  ”在离开兰封县（今兰考县）时，特意嘱咐了王化云以及黄河委员会和当地政府负责人，“

  1953年2月19日至22日，乘坐“长江”舰视察长江，在军舰上他见到了那位“长江王”林一山，两人对长江治理、南水北调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讨论。

  打开桌上的地图，用铅笔在上面描描画画，并且询问站在一旁的林一山：“

  ”听完林一山的解释，又开始拿着铅笔在汉江上勾勾画画，每画一处都要问一句“

  ”林一山告诉他，理论上来说，这一些地方都是存在可能性的，但是最合适的地方应该在均县（今丹江口水利枢纽所在地）。

  ”看到如此激动，林一山也感到倍受鼓舞，他后来再次回忆这一幕时，这样说道：“

  不仅如此，提出的这样宏伟设想，同样深深地吸引着这位“长江王”，他一回到单位后，便立刻组织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勘察和研究。

  ”在得到的明确指示后，林一山开始将这一伟大工程重新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并且对之前的工作和勘察，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和思考。

  汉江曾经发生过多次洪水，所以在这之前长江委的主要任务其实都是以防洪为主，丹江口水库方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为了防洪而提出的。

  然而林一山通过与的谈话，才忽然意识到，这处水利枢纽不仅仅可当作一个比较理想的防洪工程，并且也极有可能会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中的关键。

  林一山立刻组织专业技术人员，对丹江水库坝址线进行了详细的勘察，最终发现了比较理想的河段。

  在这期间，林一山每一次获得重要发现后，都会给写信，都会仔细阅读，并且相对应地作出指示。

  林一山后来在参加南宁会议时，听说追问陈伯达，大意好像是对方把林一山寄来的信件给弄丢了一封，为此还发了脾气。

  1954年，林一山仍然在带领团队对汉江进行考察，他将一系列的新发现继续向报告，并且将白龙江通过嘉陵江上游引入汉江的方案也一并上报。

  1958年1月，南宁会议期间，在亲自主持下，通过了《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》，其中有一点就是有关于丹江口工程的决定。

  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武汉会议上，决定了丹江口工程开工等一系列事宜，9月1日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举行了开工仪式，比预定的开工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，这也是南水北调的关键工程。

  1958年2月，由于工作繁忙，只好将南水北调和治理长江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周恩来，并且还特别嘱咐道：“

  ”从这句话中，也可以发现的确对林一山的汇报，进行了详细的阅读。“这句话证明主席看了我的信。”

  当时在成都会议上，由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基本完成，引水线路的规划方案也是合理的，所以当时会议上，人们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“三峡工程”上。

  但即便如此，在相关文件中，还是提到了丹江口工程的规划以及“可以开工”等文字。

  成都会议之后的武汉会议上，除了决定了丹江口工程的开工筹备工作，并且还安排由王任重代表中央主持这项工作，以及由“长办”负责设计，当地省政府负责施工。

  8月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正式通过了《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》，指出：“

  9月1日，随着一声声震耳的爆炸声响起，丹江口工程正式破土动工，10多万民工在这荒山秃岭之间，开启了一场震惊世人的伟大工程。

  为了解决库区淹没的问题，大批的当地居民有必要进行转移，期间一些山区居民被迁移到了平原，这种迁移方式打乱了当地居民们原有的社会关系，使百姓吃了很多苦。

 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林一山也当地政府进行了仔细地研究，终于总结出了一套“就地后靠”的土地垦殖方案，这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“移民工程”。

  所以说，这些当初为了给河道“让路”的老百姓们，也是可以让我们尊敬的无名英雄，他们为南水北调工程也付出了很多。

  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整个工程面临着比较大的经济困难，并且由于中苏之间关系的恶化，大批苏联专家被撤走，相关施工图纸也被带走。

  ”然而由于施工经验和技术水平不足，后来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质量事故，导致主体工程一度停工。

  虽然建设过程比较艰苦，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都很多，但同志们都能做到艰苦努力，不懈奋斗。

  不可否认，周恩来对此工程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关怀，他会经常了解施工中存在的问题，并且还会亲自处理施工中发生的各类重大问题。

  1964年，还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，丹江口工程能够按照“缩小工程规模、防洪结合发电方案”复工。

  水利枢纽工程复工后，缩小了工程规模，改为了分期建设，第一期坝顶高程缩减到了162米，正常蓄水位也被缩小到了155米。

  1974年，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，以及当地人民的通力合作下，第一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，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第一个大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。

  在初期阶段，此工程引水量为500立方米/秒，最终能够达到1000立方米/秒，并且按照规划能够每年华北引水200亿立方米。

  ”的水利工程的代表，并且还被制成了模型走出国门对外宣传。然而，这仅只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始。

  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提升，但与此同时，我国北方地区缺水问题也开始变得愈发严重起来。

  1977年，水电部、农林部等多部门向国务院联合上报《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》，在这项《报告》中基本确立了南水北调东线年，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，正式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。

  1979年，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，开始统领协调全国的南水北调工程。1980年7月22日，时任中央副主席的亲自前往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视察，并且询问了一系列有关问题，以及大坝二期加高等事宜。

  1987年，南水北调工程被正式列入“七五”超前期工作项目，后续又被列入了“八五”计划和十年规划。

  1995年12月，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做全面论证。2000年6月5日，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和研究，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开始有序展开，并且将整个工程的总体格局定为了西、中、东三条线路，计划分别从长江的上、中、下游进行调水。

  2002年10月10日，各项会议均通过的《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设计》正式出炉。

  从1952年首次提出这一宏伟构想，再到2002年正式开工建设，南水北调工程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不断研究和论证，终于开始变成了现实。

  令人感到遗憾的是，提出这一伟大构想的，在生前并没能亲眼看到南水北调工程建成的样子，没能亲口在北京尝一尝带着微甜的“南方水”。

  他早已预料到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，他叮嘱一旁的邓力群：“将来建成时，写一篇祭文告诉我。”

  2005年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大坝加高工程启动建设，将一期缩减至162米的坝高增加到了176.6米，设计蓄水位也增加到了170米。图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

  此举实现了当初未能达到的目标，在陈旧的混凝土坝体上进行加高培厚技术，也是世界大型水利工程上从未出现过的先例。2013年8月，此工程顺利完成并且通过了蓄水验收，次年，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开始正式通水。

  南水北调工程自2014年全面建成通水以来，慢慢的变成了北方40多座大中城市，280多个县市区超过1.4亿人的主力水源。

  正是因为毛主席当年的一个伟大构想，解决了如今北方人民吃水难的问题，让数亿的北方人民，都能够饮到“南方水”。饮水思源，毛主席理应受到我们的衷心感谢！